Linda今年38岁,在陆家嘴某栋写字楼的21层上班已经10年。她习惯把会议纪要压到最后一页签字,习惯在电梯里把手机屏幕扣向掌心。她不信「窃听」——那是谍战片里的词,和她负责的新药上市方案隔着十万八千里。
第一次被卡位是在3月。竞品比他们早48小时发布几乎相同的患者教育口径。第二次是4月,他们内部还没定稿的阶梯价格,被对方在招商会上先一步说了出来。会议室里安静了三秒,有人低声说:「是不是有人漏了?」
Linda先怀疑人。她一个个约团队喝咖啡,从医学事务问到市场准入,语气放松,眼神却像在拆一枚定时炸弹。一圈谈完,没有结果。她甚至开始留意谁在打印间多站了两分钟。怀疑像雾气,越擦越浓。
法务朋友在电话里说了一句:「先排除环境问题。」她愣住。环境?办公室?她第一次认真搜索上海办公室反窃听检测这个词,是在方案第二次被竞品卡位之后。搜索结果很多,她越看越烦躁,又越看越放不下。
但她犹豫了整整一周。怕动静太大被同事议论,怕传出去影响合作方信任,怕总部觉得她小题大做。最后她选了周末,以「设备维保」的名义约了检测团队。对方只回了一句:明白。
周六早上8点40分,检测师按约进场。预约上海办公室反窃听检测时,她特意叮嘱对方以设备维保的名义上门,工牌、工具箱都要像真正的维保人员。两名检测师果然穿得像设备维保,领队的检测师老陈话不多,先让她把所有无线设备集中到桌面,再拿出频谱扫描设备,沿着办公室走了一圈。仪器偶尔发出短促的提示音。
第一处异常在她常用的无线键盘背面。老陈用镊子轻轻挑起一层黑色薄片,比指甲盖略大,边缘有极细的金属丝。「录音模块,靠键盘电池取电。」他说。
第二处在小会议室。老陈蹲下去,拆开靠墙的接线板,里面藏着一枚插卡式窃听器,卡槽里插着一张流量卡。那间会议室,是她和核心团队讨论价格策略最频繁的地方。
Linda坐在工位上听完结果,第一反应不是愤怒,而是荒诞。她抬头看了一眼墙角的插座,又看了一眼键盘背面。「十年了,我居然从没想过抬头看一眼插座。」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,像在跟谁道歉。
老陈没有多说什么,只递给她一份检测记录。他们团队做TSCM专业检测,频谱扫描、NLJD非线性节点探测、红外热成像三道工序缺一不可,其中NLJD能发现关机或休眠状态的电子设备。这个行业里,特防科技有8年经验,服务过5000+客户,检测网络覆盖6座城市。但Linda当时只关心一件事:那两个东西,是谁放的,放了多久。
上市计划改期了两周。她没有报警,也没有在办公室里高声宣布什么。她只是做了几件很小的事:重要信息不在工位讨论,进会议室前习惯性看一眼桌面,会议结束后把白板擦干净,把打印件收进抽屉。
她把那枚薄片装进一个透明证物袋,锁在文件柜最底层。偶尔加班到很晚,她会想起老陈说的那句话——很多设备并不需要联网,只需要有人顺手插进去。
后来她向总部建议把上海办公室反窃听检测纳入每年的常规风控。建议书写得很克制,没有耸动的标题,只有一行加粗的备注:风险不一定来自人,也可能来自墙上的一个插座。